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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（第1页）

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样的父权。贾政永远在骂宝玉。在小说后面补的部分，贾宝玉最后家败人亡要出家前，远远地看到爸爸坐轿子过去，便在雪地里磕了三个头，感谢父亲给他凡人之躯，然后跟和尚走了。他跟父亲从来没有真正的对话，父权社会里是不给孩子任何对话空间的，所以贾政对宝玉讲的话很难听。

贾政很忙，宝玉也很少看到父亲，可这一天偏偏贾政在家。宝玉就碰到了，所以他一定会挨骂的。宝玉本来是希望辞行的时候父亲不在，只要交代一声就可以溜了，可是这一天贾政上朝回来得比较早，在家。“偏生这日贾政回家早些，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。忽见宝玉进来请安，回说上学里去，贾政冷笑道：‘你如果再提“上学”两字，连我也羞死了。依我说，你竟玩的是正理。仔细站脏了我这地，靠脏了我的门！’”他一直觉得宝玉根本就是一个不肖之子，是一个败家子，一个侮辱门庭的人。

我们不太了解在古代父权权威社会下，孩子心理上有多大的压力。很多人都同情宝玉，觉得他怎么有这样一个父亲。可是我很同情贾政，我同情他的原因是在大传统中，父亲这个角色要转换其实非常难。伦理结构形成以后，他就只能扮演那个角色。其实老师也是如此，以前，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这五个东西是最伟大的。父权是家长的象征，是权威的象征，让他转换成平民角色很不容易。贾政说：“仔细站脏了我这地，靠脏了我的门！”地和门都是贾政的权威，他认为宝玉在家里是侮辱他，所以他用“有辱门庭”、“有辱门风”这样的话来批评宝玉。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，父权很少被批判，它已经崇高到无人敢批判的地步。

曹雪芹写得很“真”，让千百年以后读到这个小说的人，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时代，父亲扮演这样一种角色。现代社会对于东方伦理中的父权有多角度的探讨。西方的希腊神话和史诗中，很多是关于孩子背叛父亲、叛逆父权的。在中国的故事中就很少，只有《封神榜》中的哪吒背叛了父亲，最后他割骨还父，割肉还母。他跟父权、母权断裂，变成了一个现代意识里很重要的神：他不再是从父母来的骨肉，而是有自己独立的生命。在西方则没有这个问题，西方人很少有人认为，孩子是我生的就是我的。台湾有人移民到美国、加拿大，在打自己孩子时，孩子立刻拨电话给社会局，就会有人来抓这个打孩子的妈妈，妈妈往往会哭着说，我打我的孩子，是因为我爱我的孩子。可是他们认为，你打的不是孩子，是公民。他们认为，你只是暂时照顾他，并不是他的拥有者。这是很多华人伦理里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东西。在中国传统中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而且还要谢恩。贾政父权的权威在宝玉面前出现时，我非常同情贾政。他不是个案。当时，这种做官的人家，大概父亲都是这样的角色。用另外一句话表示，他拉不下脸来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虽然不像贾政这样，可是他也从来没有抱过我们，也不会说“我爱你”这句话，所以我们跟父亲还是比较疏远，这常常让我觉得跟父亲的感情有点遗憾。

这时旁边的人只好打圆场。众清客相公们都早起身笑道：“老世翁何必如此。今日世兄一去，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了，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的。天将饭时，世兄竟快请罢！”“天将饭时”，就是已经不早了，说宝玉你赶快去读书，是让宝玉赶快走。说着就有两个年老的，贾政比较尊敬的人，带了宝玉走出去了。

“贾政便问：‘跟宝玉的是谁？’只听外面答应了两声，早进来了三四个大汉，打千儿请安。贾政看时，认得是宝玉的奶母之子，名唤李贵。因说道：‘你跟他上了几年学，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！’”宝玉书念不好的话不仅仅他倒霉，连用人也倒霉。用人根本也没有教他读书，只不过在外面看护他，结果贾政把李贵也骂了一顿。“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等我闲了，先揭揭你的皮，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！”这是贾政的标准语言。这里有一个文学技巧的问题。前面写袭人，后面写贾政，袭人的语言温柔、细腻，贾政的语言粗暴、刻薄。作者的语言千变万化，赋予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。

“唬得李贵忙双膝跪下，摘了帽子，碰头有声，连连答应‘是’，又回说：‘哥儿已念到第三本《诗经》，什么“呦呦鹿鸣，荷叶浮萍”，小的不敢撒谎。’”因为他不识字，在外面听到学童们朗诵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，他不懂什么是“食野之苹”，就想大概是荷叶浮萍，于是就把“荷叶浮萍”加进去。曹雪芹把这种粗人跟文雅的东西做了一个对比，很有讽刺的意味。“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。”在座的都是读书人，大家知道他用错了典故，所以大家就大笑起来，连贾政也笑了。贾政最缺乏幽默，他如果多笑一点，会稍微放松些。我想君权、父权、师权打造出来的角色大概也都如此，脸上永远只有一种表情。

“贾政也撑不住笑了，说道：‘那怕再念三十本《诗经》，也都是虚应故事而已。你去请学里太爷安，就说我说的：什么《诗经》、古文，一概不用念，只是先把《四书》讲明背熟，是要紧的。’”贾政的话代表了中国封建道统对文化的看法，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做官。《诗经》他根本看不起，《诗经》讲的是人性，讲很多美好的生命经验。如果贾政活在当代，他也不会看《红楼梦》，他觉得看《红楼梦》没有用，只要去高考就好了。父权比师权还大，贾政竟然对学校里的老师说，《诗经》也不必读了，只是先把《四书》讲明背熟要紧。宋朝朱熹汇编的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被称为《四书》。明清时把它当成了教科书，后来变成了所有考试做官的一个标准，就是后来所谓的八股取士的最早来源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到了八股形态的时候，其实是最戕害人性的。所有人读书、思考，跟人性的发展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说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不好，只是它变成八股以后，已经僵化到了没有任何思考，只剩背诵和考试了。这里借着贾政骂宝玉，透露出当时官场教育已经僵化到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做官。

李贵忙答应“是”，见贾政无话就退了出去。这个时候宝玉站在院外静候，等李贵他们出来就走了。李贵等人一面掸衣服，一面说道：“可听见了不曾？先要揭我们的皮呢！人家的奴才跟主子，赚些好体面，我们这等奴才，白陪着挨打受骂的。从此后也可怜见些才好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哥哥！你别委屈，我明儿请你。”宝玉很可爱，他跟用人间没有太大的阶级界限，不太摆排场。从某一个角度讲，贾政痛恨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贾政代表了社会中的一个阶级，觉得人在不同的阶级中就要有不同的样子。可是宝玉不是，他非常人性。他不觉得袭人是用人，他觉得袭人是疼他的一个姐姐，他也不觉得李贵是一个拉车的奴才，他觉得李贵也是一个大哥哥，为他挨了爸爸的骂他心里不安。这是《红楼梦》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在几百年前的阶级社会当中，他找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人要像人，人对人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。宝玉几乎每个人都喜欢，他不必去巴结李贵，可是他会跟用人说抱歉，他的可爱刚好就在这里，他的个性永远是周到体贴的。李贵说：“小祖宗，谁敢望请！只求你听一句两句话就完了。”就是说让宝玉不要在外面惹祸，否则到时候挨打的又是这些用人。

说着就到了贾母这边，秦钟已早来等候，贾母正在跟秦钟讲话。于是两人辞了贾母。他忽然想起还未辞黛玉，因为黛玉是他的知己，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他一定要去跟黛玉告辞。

黛玉刚刚梳洗完，在窗下对镜理妆。听说宝玉要上学来告别，就笑着说：“好，这一去，可定是要‘蟾宫折桂’去了。”“蟾宫折桂”是一个典故。古代有一个人叫郤诜，擅长对策，他自称是“桂林一枝，昆山片玉”。“桂林一枝”就是说他是那一枝最香的桂花。“昆山片玉”，昆仑山是产玉的地方，他是昆仑山上最好的一块玉。“蟾宫”代表月宫，传说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。这个典故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书读好了，就可以仕途顺利，扬名天下。黛玉跟宝玉太要好了，她知道宝玉不是真的去读书，这里她说的是小女孩跟小男孩之间的玩笑话，故意调侃他。她说：“我不能送你了。”宝玉说：“好妹妹，等我下了学再吃晚饭。那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。”女孩子要将胭脂涂在嘴唇上，是用一种植物性的东西调的，从小宝玉就帮黛玉调胭脂膏。宝玉被爸爸打也是因为他总是帮女孩调胭脂，觉得他没有出息。

可是宝玉的个性很奇怪，他觉得这是一起长大的玩伴，黛玉调胭脂膏，他也帮着调，这是他们的秘密，说这话是让黛玉觉得他虽然去读书了，可他们之间有一种很亲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够分享的。黛玉跟宝玉的情感，别人永远不能够介入，包括薛宝钗。他们是知己，是上辈子的缘分，这一辈子还要延续。

“唠叨了半日，方撤身去了。”作者终于用“唠叨”来形容宝玉。黛玉又把他叫住了，说：“你怎么不去辞辞宝姐姐去？”黛玉心里永远要跟一个人比，这就是薛宝钗。在青少年这个阶段，常常会有这种比较，也还不能算争风吃醋，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。这是话中话，情感很复杂，在证明我跟你关系不一样，还故意提醒宝玉，你不是跟宝钗很要好吗？黛玉的心思真是非常有趣。宝玉笑而不答。宝玉太聪明了，这种话是不用回答的。

告辞了这么久还没上课，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上课真是不得了的大事。可见那时公子去读书真是件大事，煞有介事，弄出这样的大阵仗。可是后面马上说，义学“离此不远，不过一里之遥”。以前大户人家都有义学。宁国公、荣国公开创基业以后，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教育，子弟和将来的门风好不好都跟教育有关。当时通常做官的人都会拿出一笔钱来成立义学，不只是自己家里的小孩可以上学，同宗同姓甚至姻亲的孩子都可以来。因为这些人里将来有一个人发达，家业都可以维持。这是古代利用家学方法来维持社会教育的一个方式，跟我们今天公学的形态不一样。不能请老师的一些贾家同宗族的穷人子弟，也可以在义学中读书。

“凡族中有官爵之人，皆有供给银两，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。”每个月做官的人都会拿出一些钱来，按收入的比例来资助这个义学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，有点像社区大学，属于家族学校。由家族里年高有德之人来管理，“年高有德”是指那种书读得很好，可是没考取功名，做不了官的人，就变成家学里的老师。

宝玉、秦钟两个人来了，一一相见过，去拜老师，然后开始读书。“自此，二人同来同往，愈加亲密。”贾母也很疼秦钟，所以就常常留秦钟住在贾家，一住就是三五天，跟自己的孙子一样疼爱他，还资助秦钟一些衣服。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，从辈分上讲他应该叫宝玉叔叔。可是“宝玉终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”，他不想要叔叔跟侄子的关系，所以他“一味的随心所欲，又发了癖性”。他就跟秦钟偷偷地说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年纪一样，又同班读书，以后不要叫我叔叔了，只以弟兄朋友相称就可以了。《红楼梦》里从道德的角度来讲，宝玉很叛逆，把伦理搞乱了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你会觉得这种传统的伦理是非常僵化的。他想打破与秦钟这叔侄的关系。秦钟当然不敢，因为辈分很严格。后来秦钟只得让宝玉叫他的表字“鲸卿”。中国古代有一个神话故事叫“骑鲸”，亦作“骑京鱼”，出自《文选·扬雄·羽猎赋》，后因以比喻隐遁或游仙。

第九回后半段大闹学堂写得非常活泼，有很强的现代性，用到很多青少年的语言。年轻人的语言变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“菜鸟”、“你很逊”这样的语言会在特定的时候出来，这种字眼在文学里如果写实地使用，过几年可能大家就不懂了。《红楼梦》用到很多青少年语言，经过了几百年我们读起来竟然还是活泼生动的。之前我们看到的是袭人怎么讲话，贾政怎么讲话，林黛玉怎么讲话，个性特征都很明显。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十几岁男孩子在学堂里私下的语言。这些语言，他们在学校里不会跟老师讲，回到家里不会跟父母讲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一方面曹雪芹有过非常有趣的青少年生活，其中有很多很多的行为和语言是他的青春记忆；另一方面是他很懂得如何让青少年所使用的语言独具特色，因为那些句子和词汇本身有一种亲切感。作为一个文学家，一方面能抓到语言的特征，另一方面又使这个语言具备写实的能力，同时又将其转化成一种象征，非常不容易。这是我觉得第九回非常精彩的原因。

世界文学里描写青少年文学的并不多，因为青少年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轻浮或者不稳定的年龄，在文学上以这个年龄人物做角色的很少。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是戏剧，不是真正的小说，它的语言是诗句。罗密欧看到朱丽叶在阳台上那一段就是一首诗，我们会觉得那个情境很感人，可是那些语言今天很难用。所以，我一直觉得，《红楼梦》第九回的后半段可以作为全世界青少年文学里的一个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