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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章 傅斯年与胡适（第2页）

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适，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，仅年长4岁余。作为老师的胡适，对傅斯年不仅非常赞赏，而且呵护又加；傅斯年对胡适也异常敬佩，而且与其肝胆相照，两人亦师亦友，情同手足，终生不弃。

顾颉刚曾回忆说：“傅斯年本是‘中国文学系’的学生，黄侃教授的高足，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，一向为了《新青年》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，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，后来竟办起《新潮》来，成为《新青年》的得力助手。”

除受胡适影响以外，通过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，批判传统学风，提倡民主、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。同时，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，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，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。

北大预科重视外语，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，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，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，从中汲取新知识。

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：我们在办《新潮》以前和办《新潮》的时候，有一件共同的嗜好，就是看外国书。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，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，而丸善又非常内行，知道我们的味口，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，常常用“代金引便”(即向邮局付款提书)的办法寄来，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，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，只得唉声叹气。我们常是交换书看，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。

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，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，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、达尔文的进化论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。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，认识社会。

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，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：

“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，可是有革命性，有近代头脑的孟真，决不徘徊歧路，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。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，因得孟真而大张。”

当然，这中间也曾闹过一个笑话。

黄侃在北大任教时，慕其名，从其学者甚多，黄门弟子被人称为“黄门侍郎”。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，曾为“黄门侍郎”中的健将之一。

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：“这‘黄门侍郎’傅斯年，可不是细作么？我们不能接纳他，不能理他！”

胡适反对说：“凡用人，即使有疑，也不用怀疑，何况孟真这种人！”

“五四”以后，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“‘新潮社’社员傅斯年、罗家伦被‘安福俱乐部’收买”的传闻，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。这“安福俱乐部”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。

谣言传出后，对傅斯年十分不利，傅斯年、罗家伦也因此沮丧。胡适见此，写了《他也配》的文章发表。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：“‘安福部’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！”

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，说“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，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。”

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，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，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，起初多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，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“新潮社”，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以《新潮》为阵地，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。《新潮》与《新青年》相呼应，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。